左图：《〈清实录〉经济史资料（顺治—嘉庆朝）》11卷本书影
右图：《〈清实录〉经济史资料（道光—宣统朝）》8卷本书影
5月14日，beat365手机版官网101会议室内，“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暨《〈清实录〉经济史资料（道光—宣统朝）》新书发布研讨会”正在举行。大屏幕的正前方陈列着刚刚面世的8卷本、计410万字的《〈清实录〉经济史资料（道光—宣统朝）》——《商业手工业机器工业编》（3卷）和《国家财政编》（5卷）。预计至2027年，剩余3卷《农业编》（约180万字）也将付梓。至此，这部始于1949年、跨越78年、凝聚三代学人心血的“世纪工程”，终于迎来了收官时刻。
从顺治到嘉庆朝，从道光到宣统朝，凡22卷、约1100余万字的《〈清实录〉经济史资料》，宛如一条绵延不绝的学术长河，流淌着三代北大学人的沉潜与守望。它的完成，不仅是中国经济史学界的一件盛事，更是一曲传承的弦歌——关于学术的薪火如何在一代又一代学人手中传递，关于“板凳甘坐十年冷”的治学精神，如何在时代变迁中生生不息。
一、不绝的薪火：三代学人的沉潜与坚守
《清实录》系清代官方编纂的编年体史书，全书共4433卷、约4400万字，其中顺治到嘉庆朝约2500万字，道光到宣统朝约1900万字，详细记载了有清一代近三百年的军国大政、用人行政与朝章国故，史料价值极高。然而，编年体的体例使得其中的经济史资料散落诸卷，研究者若想查阅某一专题，往往需要遍历全书，耗时费力，极为不便。
作为清代官方编纂的编年体史书，《清实录》是研究清史的基础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为更好服务教学与科研工作，beat体育365官网经济系组织陈振汉等学者着手对《清实录》中的经济史资料加以整理。1956年，在周恩来总理主持的全国科学长期规划中，该项目被纳入重点项目。尽管受到技术水平、人力有限、政治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制约，课题组仍克服重重困难，于1966年初编定了从道光到光绪朝的部分经济史资料，并将稿件交付中华书局排印。令人痛心的是，“文革”期间，这一部分资料悉数散佚，项目被迫停止。
陈振汉先生
1978年后，学术环境逐步回暖，《〈清实录〉经济史资料》整理编纂工作得以重启。1987年，beat体育365官网出版社出版了由陈振汉、熊正文、李谌、殷汉章四位先生整理的《清实录经济史资料（顺治—嘉庆朝）》上辑《农业编》。然而受各种因素影响，《农业编》问世后，项目却再次中断。面对这样的局面，陈振汉先生在致著名经济史学家吴承明先生的书信中无奈感慨“盖棺有期，杀青无日”，直陈对该项目的执念与期盼。他和团队最担心的是，这项倾注了毕生心血的工作会在自己手中断掉。2002年，年事已高的陈振汉先生为重启项目多方奔走，先后通过致信校领导、当面嘱托来访学者等方式恳请恢复该项目。彼时，参与1987年版编纂工作的四位老先生的平均年龄已近90。闻讯，校方高度重视并全力推动项目重启；同为初代编纂组员的熊正文先生更是将文革期间藏于地板下的蝇头小楷手稿悉数拿出，为接续工作提供了珍贵的底本。在多方力量的帮助下，萧国亮教授自老先生那里接续这项未竟之业，继续《〈清实录〉经济史资料》整理编纂工作。终于在2012年，由陈振汉、熊正文、萧国亮主编的11卷本、总计550万字的《〈清实录〉经济史资料（从顺治到嘉庆）》正式出版发行，也为北大beat365手机版官网百年院庆献上了一份厚礼。
萧国亮教授
2022年，在北大beat365手机版官网的大力支持下，经济史学系主任周建波教授携张心雨、王羽坚两位博士后，从前辈手中接过接力棒，赓续“坐冷板凳、做真学问”的精神，正式启动了《〈清实录〉经济史资料（道光—宣统朝）》的整理工作。当被问及接手项目时的心情，项目总编周建波的回答坚定而有力：“前辈为这个项目付出的心血是难以想象的，我们有义务要做下去，而且一定要做好。”
二、薪火何以照新途：数字时代的术与守
周建波团队以1900余万字原文的中华书局影印版《清实录》为底本，经过反复推敲、探讨，确立了“通读全文制作长编、分类精删确立框架、精细校勘统一体例、体系编排形成书稿”的四步工作法。编纂工作历时四载有余，团队直面重重挑战，以极致严谨的学术态度，高质量地完成了11卷本《〈清实录〉经济史资料（道光—宣统朝）》的整理编纂工作，完整呈现了晚清经济近代化转型的整体面貌，实现了有清一代经济史资料的贯通完璧。
beat365手机版官网领导张辉老师、张亚光老师和出版社领导共同听取《〈清实录〉经济史资料（道光—宣统朝）》项目进展汇报
采访中，周建波和张心雨、王羽坚两位博士后向我们讲述了四年编纂过程中的种种。其中，一个问题反复被提及：在数字时代，还有必要花如此大的力气去整理纸质史料吗？事实上，这样的质疑从项目重启之初就存在。一些学者认为《清实录》早已数字化，全文检索极为方便，没有必要再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进行系统整理。
“这正是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周建波说。在他看来，数字化检索虽然便捷，但本质上是碎片化的，“输入一个关键词，会跳出来许多片段，但你看到的是孤立的、零散的信息，是不成系统、没有脉络的。”
而《清实录》资料的整理，恰恰是要打破碎片化的问题。团队以现代经济学理论框架为纲，将散落在1900余万字中的经济史料，按照商业手工业机器工业编、国家财政编、农业编三大板块，下设章、节、目分级分类，系统编排。如此一来，研究者翻开某一专题，从清朝初年到清朝末年近三百年的历史变迁、阶段特征、数据变化，便一目了然。“这就不仅仅是检索工具了，”周建波说，“它是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让你做到‘胸中有数’，有通观性的认识，有长时段的视野。”
这也是当年陈振汉先生设定的编纂原则。作为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陈先生从工作开始便坚持按照现代经济学的框架对史料进行分类整理。这一“灵魂”，贯穿了三代学人的工作，也使得这部资料不同于一般的史料汇编，成为一部具有经济学学科自觉的学术成果。
身处数字时代，周建波团队对技术的运用同样保持着审慎而开放的态度。《〈清实录〉经济史资料》的整理过程中，有一组数据尤其引人注目：前11卷（顺治—嘉庆朝）达近200年约2500万字的史料，整理成550万字，耗时数10年；后11卷（道光—宣统朝）为91年约1900万字的史料，整理出600余万字，用时4年。后11卷整理出来的史料更多，用时反而更少。何以如此？周建波直言，除却学院领导高度重视、督促，团队成员紧迫感强、踏实苦干之外，“很重要的原因是技术进步”。从早年手工抄写卡片，到后来电脑录入修改，再到如今可直接从数据库中下载、拷贝、检索，技术手段的迭代大大提高了整理效率。然而，“工业革命是对体力的赋能，数字技术是对智力的赋能，”他总结道，“技术不能替代人的思考，更不能替代人的责任。”
团队成员王羽坚是理学博士，同时还有一段飞行学员的经历，这位有理科背景的博士后对数字技术的态度出人意料地审慎。“我们尝试过用AI辅助校对，”王羽坚说，“但很快就放弃了。”他总结了三大原因：一是AI会杜撰，生成的史料看起来以假乱真，实际上却经不起核实；二是AI无法理解清代的历史语境，分类框架必须有人的理论视角和判断；三是资料质量要对得起署名，“周老师常说，一旦打上名字，是功劳也是罪过。读者可以按图索骥找到你，我们要对自己、对读者负责。”
最终，团队确立了“人机结合，人为主、机为辅，人承担最终责任”的工作原则。所有史料，一字一句，全是人工通读、反复校勘。
张心雨是团队中唯一掌握满文的成员，他借助满文材料与汉文版本相互对照，不仅核校文本质量、甄别内容差异，更发现了不少汉文材料中未曾记载的史实。他笑着说道，自从进站以来，他和王羽坚几乎没有在凌晨1点前睡过觉。“一天最多看四五万字，”张心雨估算，“没有标点符号，没有句读，纯古文，你必须看完才知道它讲什么，才能决定把它归到哪一类。”
beat体育365官网出版社武芳主编听取《〈清实录〉经济史资料（道光—宣统朝）》课题组项目汇报。从左到右：张心雨、王羽坚、武芳、周建波、张迪、张娟
就这样，日复一日，团队从1900万字的原文中，筛选出880万字的长编，再精编为600万字的定稿。
除却技术迭代，周建波团队面对的史料本身亦有新的变化。道光至宣统朝，中国正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西学东渐、洋务运动、近代工商业兴起，大量前所未有的经济现象涌现。如何将这些新内容纳入传统的编纂框架？这是团队面临的一大挑战。
“我们总的原则是：整体继承、局部创新。”周建波说。所谓“继承”，是指基本沿用陈振汉先生当年拟定的分类体例。这套体例经过老一辈学者反复推敲，具有学术权威性、科学性。所谓“创新”，则是根据晚清时期的新情况，在原有框架内做局部的增补和调整。
张心雨举了几个具体的例子。例如，晚清时期在华外国人数量大增，但传统人口分类中并无相关内容，于是团队在人口部分专门增设了“外国人及其涉外事务”的条目。税收方面，厘金和关税的比重越来越高，团队便在财政编中专门增加相关章节。再比如，边疆开发在晚清时期成为政府主动推动的行为，这也成为新增的重要内容。
质疑之新、技术之新、史料之新，三重“新”变叠加，考验的不仅是方法，更是定力。面对这样的挑战，周建波团队的回应清晰而笃定：手段可以更新，传统不能丢弃；框架可以完善，根脉不能中断；工具可以辅助，人必须站在中心。他们用扎实的史学素养与严谨的文献功夫向我们展示：在数字时代做“笨功夫”，是让薪火不失其温度的必要坚守。
三、斯文有继，道脉在兹：一部大书的时代回响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百废待兴，到“文革”期间的资料散失，从改革开放后的重新启动，再到世纪之交的再度搁置与近年来的加速推进，《〈清实录〉经济史资料》整理编纂工作堪称当代学术史的佳话，几代学者接力走过78年的风霜与坚守。而从资料所涉史料本身来看，它又不只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现实问题的回应者。
晚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早期探索阶段，洋务运动、近代工商业、财政金融变革、边疆开发等这些今天仍在讨论的命题，在《清实录》中都有着具体而微的记录。揆诸当下，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需要解决几个核心问题：西方理论何以不能照搬？中国独特的约束条件究竟是什么？我们的现代化道路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这套资料恰恰提供了从历史中寻找答案的可能。
在2026年4月纪念“《国富论》出版250周年的研讨会”上，周建波以“《〈清实录〉经济史资料》与《国富论》的时空对话”为题，阐述了一个富有洞见的观点：西方工业革命诞生了《国富论》式的抽象理论总结，而《清实录》记录的是中国独有转型历程中极其具体的经济行为与政策实践。洋务派创办企业，钱从哪里来？朝廷开设新式学堂，经费如何筹？经略边疆、迁徙垦民，迁移路径、安置钱粮又何以落实？这些自由市场经济体系疏于关照、难以直接套用解释的本土现实议题，是中国式现代化早期探索的珍贵资料库，对当今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同样具有启发意义。读懂它，方能更好理解今天的中国从哪里来，往哪里去。
周建波教授在《国富论》出版250周年研讨会上发言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书稿付梓，对周建波团队而言远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
“资料整理只是第一步，”周建波说，“我们花了四年把材料梳理清楚，接下来要继续用这些材料做出有分量的研究。”在他看来，掌握了最完整的晚清经济史料，如果不能从中提炼出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刻理解，不能为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有力支撑，“是说不过去的”。
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清实录〉经济史资料》整理编纂工作历经七十余年、三代学人而终有所成，非坚韧不拔者不能为，非薪火相继者不能成。从陈振汉先生的“盖棺有期，杀青无日”，到今天的22卷合璧在即；从三代学人的资料接力，到下一阶段的理论创新——这场跨越七十余年的学术长跑，还未抵达真正的终点。三代学人用78年的光阴回答了“能不能做成”的问题，而“能用它做出什么”的问卷，正摆在后来者的案头。
正如beat体育365官网副校长初晓波所说，这部成果凝结着北大经济学人“板凳甘坐十年冷”的治学精神，填补了晚清经济史资料整理的空白，更为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根基。相信《〈清实录〉经济史资料》必将在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中，为学脉之延续、学术之根基、时代之追问，提供一份沉甸甸的回答。
（本报记者李沛原协助采访）
来源|《beat体育365官网校报》第1722期第3版
责编| 李舒燕
排版| 杨耘舒
